1976年7月7日的上午，福建漳州机场的跑道边，天气突然变了脸。阴云压得很低，风一阵一阵地刮过停机坪。负责飞行的同志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表，迟疑地说：“还是再等等吧，云层太厚了。”站在不远处的皮定均，抬腕看了一眼时间，又望向东南方向，脚步来回走动，显得格外焦躁。这一天之后，他和长子皮国宏再也没有从天空中回来。
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把时间拨回三十多年，这个同样习惯看表掐点、对时间极其敏感的军人，还在豫西的深山沟里带着一个只有七千人的旅，到处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。那时，他身边不是直升机轰鸣，而是只有几门山炮、几挺机枪和一群脚上打满补丁的战士。不同的战场，同样的性子：一旦认准了方向，就不肯退半步。
一、从豫西山沟走出的“皮旅”
1944年8月，中原的夏天燥热难耐，豫西山区却时常有山风掠过。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，时任八路军干部的皮定均接到新的命令：组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，挺进敌后，开辟新根据地。日军和伪军在这一带窝得很深，国民党地方武装也盘根错节，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绝不是什么轻松差事。
皮定均带着部队一头扎进豫西。他没有急着打大仗，而是挨村挨户做工作，发动群众、筹粮筹枪。白天转移、夜里开会，和老乡同吃同住。有时在土窑洞里，有时借宿在破庙中，炕上挤着一排人。用老兵后来的话说，那段日子简直就是“吃百家饭、睡百家炕”。
佛光峪（后称佛光村）是当时让他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。那时村子贫穷得很，粮食紧巴巴，但民心并不穷。村民把仅有的粮食省出来，让战士们先吃；有老人悄悄把藏了多年的粗布衣服拿出来，让伤员换下血衣。皮定均和战士们一边在村口布防，一边帮老乡干农活，一住就是好些日子。
经过数月的辗转奔走，游击支队先后打了一百多次大小战斗，歼敌、缴枪、破据点，一点点在豫西站稳了脚跟。以佛光峪一带为支点，豫西抗日根据地慢慢成形。对于当时的中原局势来说，这个根据地像一个楔子，插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之间，极大牵制了敌人的力量。
多年以后，皮定均在家里提起佛光峪，总会说起当年挨家挨户吃饭的情形。据家人回忆，他讲到村民拿出最后一点粮食给部队时，语气非常郑重。可以看出，这段“吃百家饭”的经历，在他心里留得很深，甚至成了后来他一辈子对豫西人民深怀感情的根源。
时间再往后推，到了2007年清明节前夕，皮定均最小的女儿皮卫华，专程从外地赶到洛阳豫西佛光村祭奠烈士。她不是随意走走看看，而是连续几天同当地群众交流，多次代表父母表达感谢。她说得最多的四个字，就是“谢谢豫西人民”。听上去朴实，但从一个将门之后口中讲出，背后是两代人对那段缘分的珍视。
二、“皮有功，少晋中”的来历
谈到皮定均，人们很难绕开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——1955年授衔时，毛泽东在名单上写下的那句“皮有功，少晋中”。这句话看似简短，却包含了极其具体、残酷而关键的一段经历，那就是1946年的中原突围。
1946年6月，抗战结束不到一年，国共谈判破裂，蒋介石撕毁协定，在华中、华北地区调集重兵，准备对中原军区下手。那时，中原军区有六万多人，分布在河南、湖北、安徽交界一带。位置极其重要，是敌军向西北、华北运兵的要道。蒋介石命令刘峙为总指挥，集结约三十万国民党军，打算在短时间内一举吃掉这支部队。
6月下旬，中央根据地发出急电，要求中原军区主动突围，避免被敌人重重包围后被动挨打。中原军区很快制定突围计划，决定主力向西北方向机动。而掩护主力突围的重担，则落在一支七千人的部队身上——这就是由皮定均任旅长的第一纵队第一旅，人称“皮旅”。
一个七千人的旅，要拖住数十万大军的追击，还要掩护五万多人的中原军区主力成功转移，从兵力对比看，确实凶险。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心里也有数，他悄悄嘱咐旅里的几名领导干部：“每人准备一套便装。”言下之意，万一被冲散，能掩护身份，另想办法生存。
收到掩护命令后，皮定均回到旅部，连夜召开作战会议。他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下达军令：“全旅不惜一切代价，拖住敌人，掩护主力突围。”没有退路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对面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，背后是整个中原局势。
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，当夜部队佯装向东运动，迷惑敌人。敌军情报机关很快得到消息，以为中原军区打算向东突围，于是将兵力压向东线。这一误判，让主力向西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主力真正开始大规模西移后，皮定均接到的新任务，是继续向东运动，诱敌深入。也就是说，他率领的“皮旅”必须和主力背道而行，主动朝敌军优势兵力方向钻进去。那条路并不好走，一道道封锁线、一个个据点，几乎都是强敌把守。
突围进入胶着阶段时，部队已经连日急行军，很多战士累得一步三晃。曾有一次，部队抵达一个临时宿营地，炊事员刚把饭端上来，大家正准备好好睡一觉，侦察员急匆匆跑来报告：敌人正在加速追击，可能很快就会逼近。听完汇报，皮定均当机立断，作出“吃完饭立刻出发”的决定。
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受欢迎。旅里一些领导同志心疼战士们，劝他：“休息一整天，或者再睡三四个小时再走也行。”皮定均却非常“犟”，反复强调：“吃完就走，不能拖。”当时不少人心里有怨气，觉得这位旅长太不近人情。
后来事实证明，这次“吃完马上走”的坚持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损失。有参战人员回忆，如果当时多休息几个小时，部队极可能被敌军汽车部队追上。敌人是机动车，解放军那边全靠两条腿，一旦被追上，疲惫的步兵在平地上很难与敌人周旋，后果不难想象。
在之后长达二十多个昼夜的战斗与行军中，“皮旅”不断与敌军发生遭遇战，打穿封锁线、甩开追击部队，辗转一千多公里，一路变换路线，伺机从敌军缝隙中穿出来。最终，这支旅以三个团、约五千人的完整建制成功突围，在极度不利的态势下保存了骨干。
从结果看，“皮旅”的突围给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，也向外界证明了中原军区并没有被全歼。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中造成不小震动，被不少研究者称为我军历史上的一个“奇迹”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毛泽东后来在1955年看到授衔名单，会亲笔写下“皮有功，少晋中”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1955年，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，授衔标准主要看战功、资历、职务。照常规评定，皮定均按少将军衔是合乎标准的。但那句“皮有功，少晋中”，让他直接跨上了中将的行列，也让“皮旅”那段历经生死的历史重新进入人们视野。
三、从朝鲜战场到东南沿海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国内百废待兴，外部安全形势仍不平静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。1952年，皮定均随参观实习团赴朝前线考察。他这一次并不是去打仗，而是带着明确任务去学习对比，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特点。
在朝鲜战场，他几乎习惯性地把所有细节记在笔记本上。从交战双方兵力部署、武器装备数量，到后勤补给方式，再到战士们的作息、思想状况，他都一项一项做记录。有士兵回忆，那段时间只要有空，就能看见他拿着本子写写画画。等实习团返回国内时，他已经写满了一大摞笔记。这种习惯与其说是职业要求，不如说是一种骨子里的严谨。
1957年冬，皮定均被安排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。那所学院聚集了当时各大战略方向上的军队高级指挥员，课程紧凑，任务很重。课堂上，他从不缺席，记笔记、提问题都十分认真。连星期天，他也多半泡在书堆里，很少外出。知情者评价，他这个人并不多话，却是典型的“钻劲十足”。
到1969年，国内形势复杂，边境方向局势多有起伏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皮定均先后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、福州军区司令员。一个负责西北，一个镇守东南，两块都是战略要地。从豫西山沟的游击旅长，到统领一方大军的军区司令，他的轨迹本身就是人民军队成长变化的缩影。
东南沿海的防务任务极重。进入70年代中期，东山岛等前线岛屿是重要的防御阵地。1976年年初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解放军决定在东山岛举行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，内容涉及多军兵种协同，牵涉面广。然而那时国内政治气氛特殊，北京方面派到前线的，只是军事观察员，并没有派出更高层级的指挥人员。
其间，皮定均因为眼疾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本来可以暂时离开一线事务。然而，当他得知东山岛演习的一些具体准备情况之后，心里始终放心不下——一方面是由于前线官兵心理上多少存在不稳定情绪，另一方面部分演习课目落实得并不充分。对一个习惯亲自去一线盯落实的老指挥员来说，与其在病床上听汇报，不如到现场看得明白。
1976年7月7日上午10时10分，皮定均乘坐飞机抵达福建漳州机场，准备转乘直升机飞往东山岛。就在这时，天气突变，机场上空乌云迅速积聚，能见度下降。机组人员提出建议：“天气不稳定，最好等云层散一些，再起飞。”从飞行安全角度看，这是稳妥的选择。
然而，停机坪上焦灼的气氛让人感到压力。皮定均一会看表，一会望天。过了大约半小时，他提出：“能不能绕开雷区走？只要能安全绕行，就尽量快些。”副军长在权衡之后，表示可以按这个意见执行。飞行人员本来也想多劝两句，但见到大家都急切地想到前线去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
于是，这架直升机还是起飞了。飞机离开漳州机场约二十分钟后，地面指挥员发现无线电联系中断。起初还以为是暂时失联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情况越来越不妙。有关方面立即组织搜索救援，很快在灶山附近发现了坠毁的直升机残骸。机上十三名人员，无一生还，其中就包括皮定均和他的长子皮国宏。
从军几十年，他经历过数不清的枪林弹雨，却最终倒在一场飞行事故之中。这种结局，对熟悉他的人来说，既意外，又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合理——他一向习惯往最危险的地方冲，这一次也一样，只是风险变成了天上的风云，而不是地面的枪炮。
四、张烽的坚忍与“两个安放地”
噩耗传回部队和家中，震惊之余，是难以平复的悲痛。皮定均的妻子张烽，以及尚在成长中的子女，一时间被推到了巨大的丧亲现实面前。按照组织安排，追悼会在规定时间举行，军中许多老战友、老部下纷纷赶来送行。
追悼会上，有细心的人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张烽一身素黑，站在灵前，神情极其凝重，但自始至终并未失声痛哭，甚至看不见明显泪痕。部分不熟悉情况的人私下议论，觉得她似乎“不够伤心”。这种议论在当时就显得有些刻薄，但在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眼里，表面现象容易造成误解。
事实上，了解她的人都清楚，张烽早已悲痛到极致，只是强行将情绪压出来，给自己设下一条“不能倒下”的规矩。她明白，丈夫已经走了，面前还有几个孩子要抚养，还有许多具体生活要面对。如果在追悼会现场彻底崩溃，既做不好最后的告别，也会给未成年的子女留下更深的伤痕。
张烽并不是普通家庭妇女。早在1939年，她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八路军129师的一名女战士。1943年，她和皮定均在战争环境中结为夫妻，从那之后，两人共同走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。这种通过生死考验凝成的伴侣关系，不是简单几句“恩爱”可以概括的。
皮定均牺牲后，家庭重担几乎全部压到了张烽身上。她既要处理丈夫身后事，又要照顾子女成长，尤其要引导他们如何看待父亲留下的荣誉与遗憾。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，她的原则相当明确：做人要踏实，不依仗父辈军功；做事要认真，能干多少干多少，尽量不让父亲蒙羞。
从结果看，孩子们大多不负所托。次子皮国勇参军入伍，从海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干起，慢慢成长为副参谋长、副司令员，并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。小儿子皮效农曾在“皮旅”所在部队服役，后来又致力于研究部队历史，担任福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。长女皮卫平也有军旅经历，退役后在政府任职，还担任厦门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。小女儿皮卫华先在南京军区参军，之后学习医学，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十年。
这些子女各自的人生方向并不完全相同，有的偏军事，有的走行政，有的做医疗，但隐约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底色：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，延续父辈在“好好做人、认真做事”方面的要求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家风对他们后来的人生起到了不小的支撑作用。
张烽自己，在离休之后，并没有脱离社会事务。她关注国家大局，也关心普通人的生活。对家乡和一些困难群众，她常以个人力量进行资助，希望能帮他们稍稍减轻负担。同时，她还多次通过实际行动支持“春蕾行动”等助学项目。对很多受助者来说，他们未必知道她曾是一名将军的遗孀，只记得有位年长的阿姨在关键时刻伸出过援手。
时间推到1991年，这一年张烽向中央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。根据相关记载，她希望能够将皮定均的骨灰，分别安放在两个与他生前关系重大的地方，而不仅仅继续安息在北京八宝山。这个请求不久后得到有关方面批准，随即开始具体实施。
一部分骨灰迁往河南登封革命烈士陵园。这样安排的原因，和当年豫西根据地的那段情谊密切相关。当地群众与“皮旅”的感情非常深，长期以来一直有把皮定均“接回去”的想法。相关意见层层反映后，终于传到张烽那里。得知此事，她一度哭得说不出话，一方面是为丈夫昔日战地情谊感动，一方面也在为这份迟到多年的心愿找到落点。
另一部分骨灰，则安放在福建灶山。那里是1976年空难发生的地点，也是皮定均生命终结之处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让一个军人的部分骨灰留在他殉职的地方，在情感和象征意义上都有一种闭合的意味：从战场来，在战场走，最后仍与那片曾经紧张忙碌的前线土地紧紧相连。
到了2009年5月26日，张烽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逝，享年86岁。她这一生，前半生穿梭战火，后半生守着一个将军的家，既见过炮火硝烟，也经历过生活的琐碎艰难。她在1991年提出的那个看似简单的要求——把丈夫的骨灰一分为二，分别安放在登封和灶山——表面上是一次迁葬安排，实质上却把几段看似分散的历史重新连在了一起。
豫西佛光村的老乡、当年的中原突围、战后的授衔故事、朝鲜战场上密密麻麻的笔记、东南沿海前线的那场演习，还有灶山上那一声巨响，都通过这个决定找到了互相呼应的支点。多年以后，当皮卫华站在佛光村的烈士纪念地炒股配资开户知识网，轻声道出“谢谢豫西人民”时，这种呼应变得更加清晰：一个将军，一位妻子，几个子女，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来来往往，串起的不是单一的功勋，而是一整代人对那段时代的共同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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