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6年7月7日的上午,福建漳州机场的跑道边,天气突然变了脸。阴云压得很低,风一阵一阵地刮过停机坪。负责飞行的同志看了看天,又看了看表,迟疑地说:“还是再等等吧,云层太厚了。”站在不远处的皮定均,抬腕看了一眼时间,又望向东南方向,脚步来回走动,显得格外焦躁。这一天之后,他和长子皮国宏再也没有从天空中回来。
有意思的是,如果把时间拨回三十多年,这个同样习惯看表掐点、对时间极其敏感的军人,还在豫西的深山沟里带着一个只有七千人的旅,到处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。那时,他身边不是直升机轰鸣,而是只有几门山炮、几挺机枪和一群脚上打满补丁的战士。不同的战场,同样的性子:一旦认准了方向,就不肯退半步。
一、从豫西山沟走出的“皮旅”
1944年8月,中原的夏天燥热难耐,豫西山区却时常有山风掠过。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,时任八路军干部的皮定均接到新的命令:组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,挺进敌后,开辟新根据地。日军和伪军在这一带窝得很深,国民党地方武装也盘根错节,要在这里站稳脚跟,绝不是什么轻松差事。
皮定均带着部队一头扎进豫西。他没有急着打大仗,而是挨村挨户做工作,发动群众、筹粮筹枪。白天转移、夜里开会,和老乡同吃同住。有时在土窑洞里,有时借宿在破庙中,炕上挤着一排人。用老兵后来的话说,那段日子简直就是“吃百家饭、睡百家炕”。
佛光峪(后称佛光村)是当时让他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。那时村子贫穷得很,粮食紧巴巴,但民心并不穷。村民把仅有的粮食省出来,让战士们先吃;有老人悄悄把藏了多年的粗布衣服拿出来,让伤员换下血衣。皮定均和战士们一边在村口布防,一边帮老乡干农活,一住就是好些日子。
经过数月的辗转奔走,游击支队先后打了一百多次大小战斗,歼敌、缴枪、破据点,一点点在豫西站稳了脚跟。以佛光峪一带为支点,豫西抗日根据地慢慢成形。对于当时的中原局势来说,这个根据地像一个楔子,插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之间,极大牵制了敌人的力量。
多年以后,皮定均在家里提起佛光峪,总会说起当年挨家挨户吃饭的情形。据家人回忆,他讲到村民拿出最后一点粮食给部队时,语气非常郑重。可以看出,这段“吃百家饭”的经历,在他心里留得很深,甚至成了后来他一辈子对豫西人民深怀感情的根源。
时间再往后推,到了2007年清明节前夕,皮定均最小的女儿皮卫华,专程从外地赶到洛阳豫西佛光村祭奠烈士。她不是随意走走看看,而是连续几天同当地群众交流,多次代表父母表达感谢。她说得最多的四个字,就是“谢谢豫西人民”。听上去朴实,但从一个将门之后口中讲出,背后是两代人对那段缘分的珍视。
二、“皮有功,少晋中”的来历
谈到皮定均,人们很难绕开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——1955年授衔时,毛泽东在名单上写下的那句“皮有功,少晋中”。这句话看似简短,却包含了极其具体、残酷而关键的一段经历,那就是1946年的中原突围。

1946年6月,抗战结束不到一年,国共谈判破裂,蒋介石撕毁协定,在华中、华北地区调集重兵,准备对中原军区下手。那时,中原军区有六万多人,分布在河南、湖北、安徽交界一带。位置极其重要,是敌军向西北、华北运兵的要道。蒋介石命令刘峙为总指挥,集结约三十万国民党军,打算在短时间内一举吃掉这支部队。
6月下旬,中央根据地发出急电,要求中原军区主动突围,避免被敌人重重包围后被动挨打。中原军区很快制定突围计划,决定主力向西北方向机动。而掩护主力突围的重担,则落在一支七千人的部队身上——这就是由皮定均任旅长的第一纵队第一旅,人称“皮旅”。
一个七千人的旅,要拖住数十万大军的追击,还要掩护五万多人的中原军区主力成功转移,从兵力对比看,确实凶险。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心里也有数,他悄悄嘱咐旅里的几名领导干部:“每人准备一套便装。”言下之意,万一被冲散,能掩护身份,另想办法生存。
收到掩护命令后,皮定均回到旅部,连夜召开作战会议。他的态度非常坚决,下达军令:“全旅不惜一切代价,拖住敌人,掩护主力突围。”没有退路,他心里很清楚,对面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,背后是整个中原局势。
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,当夜部队佯装向东运动,迷惑敌人。敌军情报机关很快得到消息,以为中原军区打算向东突围,于是将兵力压向东线。这一误判,让主力向西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主力真正开始大规模西移后,皮定均接到的新任务,是继续向东运动,诱敌深入。也就是说,他率领的“皮旅”必须和主力背道而行,主动朝敌军优势兵力方向钻进去。那条路并不好走,一道道封锁线、一个个据点,几乎都是强敌把守。
突围进入胶着阶段时,部队已经连日急行军,很多战士累得一步三晃。曾有一次,部队抵达一个临时宿营地,炊事员刚把饭端上来,大家正准备好好睡一觉,侦察员急匆匆跑来报告:敌人正在加速追击,可能很快就会逼近。听完汇报,皮定均当机立断,作出“吃完饭立刻出发”的决定。
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受欢迎。旅里一些领导同志心疼战士们,劝他:“休息一整天,或者再睡三四个小时再走也行。”皮定均却非常“犟”,反复强调:“吃完就走,不能拖。”当时不少人心里有怨气,觉得这位旅长太不近人情。
后来事实证明,这次“吃完马上走”的坚持,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损失。有参战人员回忆,如果当时多休息几个小时,部队极可能被敌军汽车部队追上。敌人是机动车,解放军那边全靠两条腿,一旦被追上,疲惫的步兵在平地上很难与敌人周旋,后果不难想象。
在之后长达二十多个昼夜的战斗与行军中,“皮旅”不断与敌军发生遭遇战,打穿封锁线、甩开追击部队,辗转一千多公里,一路变换路线,伺机从敌军缝隙中穿出来。最终,这支旅以三个团、约五千人的完整建制成功突围,在极度不利的态势下保存了骨干。
从结果看,“皮旅”的突围给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,也向外界证明了中原军区并没有被全歼。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中造成不小震动,被不少研究者称为我军历史上的一个“奇迹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毛泽东后来在1955年看到授衔名单,会亲笔写下“皮有功,少晋中”,就不难理解了。
1955年,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,授衔标准主要看战功、资历、职务。照常规评定,皮定均按少将军衔是合乎标准的。但那句“皮有功,少晋中”,让他直接跨上了中将的行列,也让“皮旅”那段历经生死的历史重新进入人们视野。
三、从朝鲜战场到东南沿海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国内百废待兴,外部安全形势仍不平静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。1952年,皮定均随参观实习团赴朝前线考察。他这一次并不是去打仗,而是带着明确任务去学习对比,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特点。
在朝鲜战场,他几乎习惯性地把所有细节记在笔记本上。从交战双方兵力部署、武器装备数量,到后勤补给方式,再到战士们的作息、思想状况,他都一项一项做记录。有士兵回忆,那段时间只要有空,就能看见他拿着本子写写画画。等实习团返回国内时,他已经写满了一大摞笔记。这种习惯与其说是职业要求,不如说是一种骨子里的严谨。
1957年冬,皮定均被安排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。那所学院聚集了当时各大战略方向上的军队高级指挥员,课程紧凑,任务很重。课堂上,他从不缺席,记笔记、提问题都十分认真。连星期天,他也多半泡在书堆里,很少外出。知情者评价,他这个人并不多话,却是典型的“钻劲十足”。
到1969年,国内形势复杂,边境方向局势多有起伏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皮定均先后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、福州军区司令员。一个负责西北,一个镇守东南,两块都是战略要地。从豫西山沟的游击旅长,到统领一方大军的军区司令,他的轨迹本身就是人民军队成长变化的缩影。
东南沿海的防务任务极重。进入70年代中期,东山岛等前线岛屿是重要的防御阵地。1976年年初,经中央军委批准,解放军决定在东山岛举行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,内容涉及多军兵种协同,牵涉面广。然而那时国内政治气氛特殊,北京方面派到前线的,只是军事观察员,并没有派出更高层级的指挥人员。
其间,皮定均因为眼疾在医院接受治疗,本来可以暂时离开一线事务。然而,当他得知东山岛演习的一些具体准备情况之后,心里始终放心不下——一方面是由于前线官兵心理上多少存在不稳定情绪,另一方面部分演习课目落实得并不充分。对一个习惯亲自去一线盯落实的老指挥员来说,与其在病床上听汇报,不如到现场看得明白。
1976年7月7日上午10时10分,皮定均乘坐飞机抵达福建漳州机场,准备转乘直升机飞往东山岛。就在这时,天气突变,机场上空乌云迅速积聚,能见度下降。机组人员提出建议:“天气不稳定,最好等云层散一些,再起飞。”从飞行安全角度看,这是稳妥的选择。
然而,停机坪上焦灼的气氛让人感到压力。皮定均一会看表,一会望天。过了大约半小时,他提出:“能不能绕开雷区走?只要能安全绕行,就尽量快些。”副军长在权衡之后,表示可以按这个意见执行。飞行人员本来也想多劝两句,但见到大家都急切地想到前线去,话到嘴边,又咽了下去。
于是,这架直升机还是起飞了。飞机离开漳州机场约二十分钟后,地面指挥员发现无线电联系中断。起初还以为是暂时失联,但随着时间推移,情况越来越不妙。有关方面立即组织搜索救援,很快在灶山附近发现了坠毁的直升机残骸。机上十三名人员,无一生还,其中就包括皮定均和他的长子皮国宏。
从军几十年,他经历过数不清的枪林弹雨,却最终倒在一场飞行事故之中。这种结局,对熟悉他的人来说,既意外,又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合理——他一向习惯往最危险的地方冲,这一次也一样,只是风险变成了天上的风云,而不是地面的枪炮。
四、张烽的坚忍与“两个安放地”
噩耗传回部队和家中,震惊之余,是难以平复的悲痛。皮定均的妻子张烽,以及尚在成长中的子女,一时间被推到了巨大的丧亲现实面前。按照组织安排,追悼会在规定时间举行,军中许多老战友、老部下纷纷赶来送行。

追悼会上,有细心的人注意到一个细节:张烽一身素黑,站在灵前,神情极其凝重,但自始至终并未失声痛哭,甚至看不见明显泪痕。部分不熟悉情况的人私下议论,觉得她似乎“不够伤心”。这种议论在当时就显得有些刻薄,但在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眼里,表面现象容易造成误解。
事实上,了解她的人都清楚,张烽早已悲痛到极致,只是强行将情绪压出来,给自己设下一条“不能倒下”的规矩。她明白,丈夫已经走了,面前还有几个孩子要抚养,还有许多具体生活要面对。如果在追悼会现场彻底崩溃,既做不好最后的告别,也会给未成年的子女留下更深的伤痕。
张烽并不是普通家庭妇女。早在1939年,她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八路军129师的一名女战士。1943年,她和皮定均在战争环境中结为夫妻,从那之后,两人共同走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。这种通过生死考验凝成的伴侣关系,不是简单几句“恩爱”可以概括的。
皮定均牺牲后,家庭重担几乎全部压到了张烽身上。她既要处理丈夫身后事,又要照顾子女成长,尤其要引导他们如何看待父亲留下的荣誉与遗憾。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,她的原则相当明确:做人要踏实,不依仗父辈军功;做事要认真,能干多少干多少,尽量不让父亲蒙羞。
从结果看,孩子们大多不负所托。次子皮国勇参军入伍,从海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干起,慢慢成长为副参谋长、副司令员,并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。小儿子皮效农曾在“皮旅”所在部队服役,后来又致力于研究部队历史,担任福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。长女皮卫平也有军旅经历,退役后在政府任职,还担任厦门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。小女儿皮卫华先在南京军区参军,之后学习医学,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十年。
这些子女各自的人生方向并不完全相同,有的偏军事,有的走行政,有的做医疗,但隐约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底色: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,延续父辈在“好好做人、认真做事”方面的要求。不得不说,这种家风对他们后来的人生起到了不小的支撑作用。
张烽自己,在离休之后,并没有脱离社会事务。她关注国家大局,也关心普通人的生活。对家乡和一些困难群众,她常以个人力量进行资助,希望能帮他们稍稍减轻负担。同时,她还多次通过实际行动支持“春蕾行动”等助学项目。对很多受助者来说,他们未必知道她曾是一名将军的遗孀,只记得有位年长的阿姨在关键时刻伸出过援手。
时间推到1991年,这一年张烽向中央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。根据相关记载,她希望能够将皮定均的骨灰,分别安放在两个与他生前关系重大的地方,而不仅仅继续安息在北京八宝山。这个请求不久后得到有关方面批准,随即开始具体实施。
一部分骨灰迁往河南登封革命烈士陵园。这样安排的原因,和当年豫西根据地的那段情谊密切相关。当地群众与“皮旅”的感情非常深,长期以来一直有把皮定均“接回去”的想法。相关意见层层反映后,终于传到张烽那里。得知此事,她一度哭得说不出话,一方面是为丈夫昔日战地情谊感动,一方面也在为这份迟到多年的心愿找到落点。
另一部分骨灰,则安放在福建灶山。那里是1976年空难发生的地点,也是皮定均生命终结之处。对许多人来说,让一个军人的部分骨灰留在他殉职的地方,在情感和象征意义上都有一种闭合的意味:从战场来,在战场走,最后仍与那片曾经紧张忙碌的前线土地紧紧相连。
到了2009年5月26日,张烽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逝,享年86岁。她这一生,前半生穿梭战火,后半生守着一个将军的家,既见过炮火硝烟,也经历过生活的琐碎艰难。她在1991年提出的那个看似简单的要求——把丈夫的骨灰一分为二,分别安放在登封和灶山——表面上是一次迁葬安排,实质上却把几段看似分散的历史重新连在了一起。
豫西佛光村的老乡、当年的中原突围、战后的授衔故事、朝鲜战场上密密麻麻的笔记、东南沿海前线的那场演习,还有灶山上那一声巨响,都通过这个决定找到了互相呼应的支点。多年以后,当皮卫华站在佛光村的烈士纪念地炒股配资开户知识网,轻声道出“谢谢豫西人民”时,这种呼应变得更加清晰:一个将军,一位妻子,几个子女,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来来往往,串起的不是单一的功勋,而是一整代人对那段时代的共同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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